李昶偉:穿越大半個中國來讀詩

這是一場特別的“春晚”。幾十位來自全國各地的優(yōu)秀工人詩人們首次“云集”在一起，朗誦自己的詩歌。實際上，這場“春晚”的名字叫《我的詩篇：工人詩歌云端朗誦會》。與通常詩歌朗誦的地點不同，這一次不是在講堂、書店、咖啡館，而是在北京位于五環(huán)與六環(huán)之間的城鄉(xiāng)接合部——皮村的“工人之家”。這里也是舉辦了三屆“打工春晚”的始發(fā)地。其中參加這次朗誦會的有三位詩人鄭小瓊、吉克阿優(yōu)、老井，也會參加2015年的“打工春晚”。

　　沿著流水線，筆直而下

　　我看到了自己的青春

　　汩汩流動，如血般地

　　主板，彈片，鐵盒……

　　一一晃過

　　手頭的活沒人會幫我干

　　幸虧所在的工站賜我以

　　雙手如同機器

　　不知疲倦地，搶，搶，搶

　　直到手上盛開著繁華的

　　繭，滲血的傷

　　我都不曾發(fā)現(xiàn)

　　自己早站成了

　　一座古老的雕塑

　　——許立志

　　《流水線上的雕塑》

　　詩歌現(xiàn)場

　　聆聽底層詩人的聲音

　　如果說一個月前的余秀華事件將一位蝸居在鄉(xiāng)間、得過腦癱的農(nóng)婦的詩歌世界公之于大眾的話，這次的朗誦會是把數(shù)十位同樣有著強烈寫作訴求和美好詩篇的底層詩人帶到了詩歌的現(xiàn)場。

　　這是一個獨特的現(xiàn)場。因為距離首都機場不遠，每隔幾分鐘，頭頂就會有飛機轟鳴而過。只能容納四十來人的空間里，孩子在跑，不時穿過舞臺。底下坐著工友、詩友、詩歌批評家，還有參加眾籌幫助他們活動得到贈票的陌生人。工人詩人們帶著各自的鄉(xiāng)音朗誦自己的詩，這些詩篇有的書寫老牌國營工廠，有的出自煤礦、工地，還有很多寫的是流水車間。這也是首次充分互聯(lián)網(wǎng)化的詩歌朗誦會，全程通過網(wǎng)絡平臺直播，有很多人在電腦前真的全程看完了整場朗誦。而朗誦會本身也被拍攝下來，記錄于紀錄電影《我的詩篇》。

　　在中國的2900個大大小小都市縣城里，生活著2.3億農(nóng)民工，再加上有城市戶籍身份的產(chǎn)業(yè)工人，總數(shù)約3.1億，他們是當今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工人階級，在憲法上，他們是我們這個國家的領導階級和先進生產(chǎn)力的代表，然而，在現(xiàn)實生活中，他們是真正生活在底層、被邊緣化的族群，更讓人遺憾的是，我們幾乎聽不到他們的聲音。據(jù)詩歌批評家，也是朗誦會總策劃秦曉宇推算，目前在一線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詩人應在萬人以上，稍稍成名者亦超過百人，其中以70后和80后為主力，分布在不同的工種和城市間。透過詩歌，我們聽到他們的聲音，看到他們的生活，呈現(xiàn)其中的是轉(zhuǎn)型期中國龐雜的真實面貌。

　　他們風塵仆仆，穿越大半個中國來讀詩。

　　的確是風塵仆仆。比如巷道爆破工陳年喜的工作地點是陜西一個手機都打不通的不毛之地，大雪封山，他從山上下來要走18公里陡峭的山路。這次本來都打算不參加朗誦會了，拍攝紀錄片莫名被礦上給開了，臨近春節(jié)還沒拿到錢。家里家累重，父親半身不遂，孩子初三，到處都需要用錢。秦曉宇給陳年喜打電話時他的手機關機，輾轉(zhuǎn)通過陜西那邊的朋友聯(lián)系到丹鳳縣委，找到他們村子村長，通過村長聯(lián)系到陳年喜的大哥，他大哥又找到了他四弟。“總之，輾轉(zhuǎn)又輾轉(zhuǎn)。”秦曉宇說陳年喜見到他第一句話，“你真的很執(zhí)著。”

　　為什么這么執(zhí)著？秦曉宇說因為這場朗誦會關聯(lián)著兩項更龐大的工作，一個是《我的詩篇——當代工人詩典藏》的詩選，一個是同名的記錄電影。詩選的編輯出版工作和紀錄片的拍攝都還在進行，計劃2015年6月左右會初步面世。

　　引爆契機

　　這些名字完全溢出視野之外

　　秦曉宇編《我的詩篇——當代工人詩典藏》的想法最初來自財經(jīng)作家吳曉波，而這件事最直接的契機是這幾年他參與做的北京文藝網(wǎng)論壇。“我在那個論壇上陸續(xù)吃驚，就是看到有很多的詩人，你完全不知道這些人的名字，但是投稿的作品特別老練成熟，顯然已經(jīng)寫了十好幾年了，但是這名字完全溢出你的視野之外。”

　　秦曉宇開始關注這些人，漸漸發(fā)現(xiàn)其實中國的當代詩歌還真的是一個大海，有很多不為人知的精彩故事。 2013年6月11日至15日，北京文藝網(wǎng)藝術總監(jiān)也是旅居國外多年的詩人楊煉、香港詩人廖偉棠和秦曉宇赴荷蘭參加第44屆鹿特丹國際詩歌節(jié)。“這屆詩歌節(jié)上做了一件事，就是把鹿特丹詩歌節(jié)國際詩人作品翻譯成中文，文藝網(wǎng)的這些草根詩人的作品翻譯成英語，然后兩邊的人通過網(wǎng)絡互相朗誦對方的作品，互相品評對方的作品，互相交流，在網(wǎng)絡上做了一下視頻，發(fā)現(xiàn)點擊量很高。”秦曉宇后來在《讀書》上發(fā)表了《共此詩歌時刻》一文，提到了這些底層打工的詩人。

　　吳曉波聯(lián)系秦曉宇就是因為看到了這篇文章。吳曉波很意外，他覺得本來詩歌已經(jīng)邊緣化到連知識分子都懶得寫的地步，居然還有一些從事重體力勞動、本身每天就沒有多少時間、更沒有所謂閑情逸致的人居然在寫，而且寫得很優(yōu)秀。

　　“過去二十年間，我走過了幾百座工廠，那些企業(yè)主、創(chuàng)業(yè)者們驕傲地向我介紹工廠和流水線，我和他們懷著相近的自豪感。”整個參與《我的詩篇》詩典編選、朗誦會以及紀錄片的吳曉波說， “但是我一度沒有看到那些背對著我的流水線上的工人們，直到讀到這些詩歌，我才發(fā)現(xiàn)自己忽視了他們的存在。再過多少年我們回憶這一輪制造業(yè)崛起時真實的記錄，我們可能需要到這些工人的寫作中來尋找。”作為當晚朗誦會主持人之一的吳曉波第二天要受邀參加《2015年胡潤全球富豪榜》，吳曉波說，這恐怕是這個時代最深刻的處境。

　　詩篇樣本

　　兩代工人的工廠記憶

　　這本尚未出版的《我的詩篇——當代工人詩典藏》是一部近三十年工人詩歌的史詩。里面收錄了有工人履歷的詩人于堅、舒婷、梁小斌、藍藍等書寫工廠、工人題材的詩，更多的是這批如今依然在一線的底層詩人的詩，后者占了四分之三的比例。

　　在詩歌批評家冷霜看來，從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舒婷到2014年去世的90后詩人許立志之間，是兩個代際的“工人”，兩段歷史——以80年代和90年代為界線。冷霜的觀察是，前一部分的詩人其工人履歷很多是國營的工廠，相對來說穩(wěn)定，但是后面的90年代之后的詩人作為工人或者打工者，有著各種各樣的身份差異。

　　在于堅的工廠記憶里，“文革”時期的工廠是僅次于鄉(xiāng)村的流放地。由前電影演員、畫家、芭蕾舞演員、各種舊時代地主、資本家、業(yè)主和知識分子的后裔組成的工人是個帶著浪漫主義色彩的秘密藝術學校，“我記得那時候工廠里有寫詩的、唱歌的、吹笛子的、畫畫的、寫古體詩的、學哲學的、偷聽美國之音的……西方18、19世紀的文學作品在私下傳閱。”

　　但在2014年墮樓去世的90后打工詩人許立志的詩里，富士康的工人是《流水線上的兵馬俑》，“兵馬俑是被物化的軀體，也是一個殉葬品，同時它這里面又有服兵役也有當牛馬的意思，許立志說回到秦朝，就是回到一種高壓的準軍事化的統(tǒng)治和管理制度當中。”

　　公共意義

　　為3.1億人立言

　　“去年十一月我在汕頭教了一個月書，也在深圳，我感覺這就是一個全球化的肚臍眼，這些人不只是在中國的底層，實際上是在全球化的底層。”旅居海外的詩人楊煉讀到收集在《我的詩篇》里邊的詩作時很震驚。“這些看起來不是所謂專業(yè)的詩人，某種意義上比專業(yè)的詩人還更敏感地找到了詩歌的神經(jīng)和嗓音，找到了自己的語言，而且找到了自己的詩歌意識。”

　　楊煉特別欣賞的是一個叫郭金牛的詩人，他寫得最著名的一首詩叫《紙上還鄉(xiāng)》，這首詩是這位曾經(jīng)在富士康修防跳網(wǎng)的工人寫給他那些跳樓工友的悼亡詩。楊煉將郭金牛的很多詩收在了一部叫《龐大的單數(shù)》的詩集中，這部講述中國農(nóng)民工的詩集最近已經(jīng)在英國出版。

　　在楊煉看來，“詩歌淪為一種專業(yè)技巧，淪為一種成熟的小游戲，淪為一種沒有什么真正值得說、可是又不停地啰啰唆唆在說的東西，這是世界性的一種詩歌的流行病，而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這些詩把這一針打在了流行病的穴位上。”

　　“哪怕這個詩人只是寫自己的生活，也是在為他們周圍這3.1億人立言，這是一定的。”秦曉宇希望的是這些來自底層世界的詩歌，它的傳播過程既解決詩歌跟社會文化的漠視和疏離，也讓大家更加去關注底層群體的命運，“因為資本全球化世界中，說實在的，這個群體的命運是攸關于人類未來。” （李昶偉）